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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一般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创业人才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在招引外资企业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的文章3篇 ,欢迎品鉴！
在招引外资企业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篇1
【摘要】本文首先讨论我国引进外资四个阶段认识和实践的发展历程, 接着概述我国引资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比如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外资撤离论”等，最后讨论如何认识和应对引进外资工作面临的这些新问题。本文建议，政府应该积极推进与欧美日的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谈判、设立支持政策体系帮助受到外部因素影响的外资企业、务实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相关规定等，而企业应该抓住机遇努力向外资企业学习。
【关键词】引进外资、“外资撤离论”、实践论
近年来，为了做好引资工作，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等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改善营商环境，保护外商合法权益等，然而，“外资撤离论”等依然此起彼伏，贸易保护主义等引致的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不断上升。本文在回顾我国引进外资不同发展历程的认识和实践的基础上，讨论如何应对新时代引资工作面临的新问题。
一、 我国引进外资中认识和实践的发展历程
“明镜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过去40年我国引进外资的实践表明，外资弥补了我国当时的资金不足，带来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服务理念，大大加速了产业升级换代和技术更新，对我国的就业、税收和融入全球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我国引进外资工作面临不同的问题和挑战。毛泽东同志(1936)在《实践论》中概括总结了认识的根本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上升的过程，为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正确地改造世界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习近平同志(2019)指出，“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为此，回顾我国利用外资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过程，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对于应对引资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早期探索”阶段(1979-1991年)。20世纪70年代，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我国经济发展缓慢，政府是资源配置的主体，企业包袱沉重，缺乏资金技术，人们生活资料匮乏，迫切需要解决温饱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支持利用外资。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1979)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邓小平同志(1984)有“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补充”的论断，寥寥数语后蕴藏着多少运筹帷幄的变革。
不怕走泥泞的道路，奋斗的汗水才足够甜美。从1979年7月起我国陆续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等，为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营造有利的外商投资环境奠定了法律基础。吸收国际上自由贸易和出口加工区等有益经验，我国采取了几项重大举措，包括1980年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经济特区，1984年5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等十四个沿海城市及海南岛特区，和1985年2月决定把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我国在这些特区采取合作经营、合资经营、外商独资经营等多种形式，发展来料、来样、来图加工和补偿贸易，并采取了一系列优于内地的开放政策。
经过几年的努力，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的建设日新月异，对全国经济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79-1991年全国累计签订的利用外资协议项目超7000个，外商直接投资250.58亿美元。
“继续发展”阶段(1992-2001年)。面对国内出现的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思潮和在利用外资上存在的困惑和质疑，邓小平(1992)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
1997年9月的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了要“积极合理有效的利用外资”[1]。我国发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等，对外商投资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项目做出明确规定。在此政策引导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势头更猛、规模更大。我国利用外资从1993年起出现了一个的浪潮，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世界第二。1997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当时的高点，金额为644.1亿美元，尽管之后几年出现回调，至2001年的496.7亿美元，2002年后一段时期保持连续上涨趋势。
“与国际接轨”阶段(2002-2011年)。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报告要求，“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2]。为适应入世的新形势、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我国颁布(或修订)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等。
2002-2007年，我国利用外资重新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更多的外资投向了高新科技和环保产业以及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实际使用外资达3952.09亿美元。2008-2011年，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的速度放缓，结构发生了变化，出现脱实向虚趋势，201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160亿美元。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传统要素优势逐渐弱化、传统产业投资几近饱和和国内市场竞争白热化等使我国利用外资面临着较多挑战，外资增长持续减弱。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决定，“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国务院已先后印发了3个重要文件，共提出65条措施，凸显了中国政府对引进外资的重视。2018年5月30日国务院通过的《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借鉴国际通行的引资政策框架提出了六个方面具体措施，进一步明确了要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修订出台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提升国家级开发区建设的国际化水平，打造国际产业合作园区，目标是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出发点是要营造公平透明便利的、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2018年7月底，全国版负面清单、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先后开始施行，其中全国版的负面清单在22个领域推出了开放措施，限制措施缩减了近1/4，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在更多领域试点取消或放宽外资准入限制。2019年1月2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孟玮强调要重点抓好的五方面工作包括：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进一步推进重大外资项目，进一步完善法治化投资环境和进一步促进公平竞争。
201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将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法将取代《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确立了新时代我国利用外资的基本制度框架，成为我国外商投资的基本法。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和亮点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完善外商投资范围，明确外商投资形式包括新设、并购、新建项目和其他方式四种情形，并将并购与投资新建项目等外商投资形式纳入《外商投资法》的管理范畴;二是完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和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为主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取消“逐案审批”体制，为外商投资管理奠定了制度框架;三是明确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的合法权益，其中，新增加或明确了七条合法权益。
以上部署和措施体现了新时代我国主动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的坚定决心，表明了我国政府对接国际惯例、不断完善投资环境、构建公平竞争环境的一贯立场，标志着我国利用外资进入一个高水平、高质量、全面开放的新时期。
我国引资情况明显好转，经历了从“来者不拒”到“择善而从”的转变。2017年以来，尽管国际上面临日趋激烈的引资竞争，国内面临综合成本上升较快等不利因素影响，我国吸引外资创历史新高，继续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联合国贸发会发布的《2018年世界投资报告》(UNCTAD，2018a)显示，2017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下降23%，中国的外资流入增长2%，全球排名从2016年的第三上升至第二，仅次于美国(外资流入下降40%)。联合国贸发会2019年1月21日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UNCTAD，2018b)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过去3年持续下滑，2018年已跌至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最低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8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量逆势上扬，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新峰值，为1383亿美元，继续位居世界第二，成为对外资吸引力最强的发展中经济体。就企业数量而言，2018年新增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达60533个，同比增长69.79%，迎来继1993年后的另一个高峰。截至2018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累计共95.9万个。
这表明，我国为促进外资所采取的投资自由化政策正在取得明显成效，利用外资的新优势正在加速形成，对于促进转型升级、新动能成长、区域协调发展都将发挥积极作用。
二、 引资工作面临的新问题
不忘探索之初心，赓续探索之智慧。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应该继续实事求是、不卑不亢地深化利用外资工作，积极应对国际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和新时代引资工作面临的如下问题：
国内传统优势逐渐弱化。长期以来，我国依靠廉价土地、低劳动力成本、不计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近年来，我国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资金成本增加，资源环境约束加大，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传统要素优势逐渐弱化。另外，国内制造业企业的学习、研究和开发能力迅速提高，竞争力不断增强，使得国内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于是，一些外资企业逐渐转移到劳动力、土地成本更低廉的周边国家。
各国引资热情持续高涨。近年来，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加大了对外资的吸引和竞争，旨在塑造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竞争优势，对我国形成了竞争压力。无论是发达国家如美国、欧洲、日本等，都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面向全球投资者和鼓励本国企业回流的优惠政策;还是传统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也都设立经济特区，不断加大税收、金融等政策优惠力度，积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研发投入等措施改善自身的要素禀赋，目标是成为全球跨国公司新的投资目的地，尤其是高技术跨国公司。
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当前全球局势错综复杂，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大国关系深入调整，我国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其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当属中美贸易争端。受中美贸易争端等因素影响，在纺织服装、家电、电子等领域的外资企业面临的经营困难增大，短期内受外部冲击出现向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大面积转移的趋势上升。这些外资企业已经在我国经营多年，对我国的就业、税收和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的转移将对我国经济造成负面冲击，也会影响新兴产业的外资流入。我国营商环境的大幅改善和部分领域开放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希望能够有效留住他们并吸引新增外资流入。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包括美联储加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突发性地缘政治冲突等。
“外资撤离论”此起彼伏。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或机构刻意渲染个别外资企业搬离中国，而忽视大量外资企业进驻中国的现象，显然是别有用心。受到中国实施提升引资质量和水平的政策的影响，近年来，外资企业在中国也出现了结构调整，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内的部分外企搬离中国，而服务业、高端制造等高附加值领域的外企进入中国。世界大型跨国公司，如汽车领域的宝马、福特[3]，石化领域的巴斯夫、埃克森美孚[4]，或是在中国增资，或是宣布即将对中国市场进行大规模投资。世界有机硅行业巨头，比如，瓦克化学决定持续在华投资，零售业巨头比如欧莱雅和沃尔玛也决定继续加大在华投入等[5]。中国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更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生产基地。2018年新设外企的数量和增速，以及各大跨国企业投资中国的实际行动都说明了，中国吸引外资还有很大潜力。
三、 不断完善利用外资政策
习近平同志(2019)强调，“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面对新时代引进外资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我国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把握规律、擘划新发展部署。
积极推进与欧美日的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谈判。致力于改善和深化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学习发达国家引进外资的经验。积极开展与欧洲、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地区)的双边、多边投资协定谈判，尽快达成平衡双赢的投资协定，从而增加欧美日发达国家企业在华投资的商机、意愿和创新能力。同时，积极与发达国家(地区)协调沟通，尽快形成国际税收合作的有效机制， 打击跨国公司的国际避税行为(The Economist，2019)。
设立支持政策体系帮助受到外部因素影响的外资企业。在国家层面尽快形成对受不可抗力影响(比如中美贸易战)的外资企业的支持政策体系。建议各地区，特别是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重点省市在地方权限范围内尽快设立专项资金，以“防倒闭、防失业”目标，及时帮助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尤其是对受影响较大企业。
“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要想招引游鱼就得先通水，要想招引飞鸟就得先种树，吸引外资主要依靠优良的营商环境，包括完善的配套产业、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等综合竞争优势。我国营商环境的改善固然离不开基础设施条件的优化和产业配套能力的增强，更与政策法规等“软”环境的改善密切相关，需要保护外企在华合法权益和知识产权，为外资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在签证、员工住房、购车、孩子教育等领域加大政策创新力度，对外资企业的生活、家属、小孩教育等提供更多便利等。我国在营商环境改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虽然有所建树，但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一定差距。中国政府需要务实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的各项规定，加大力度营造更加公平、便利、可预期、更有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环境和不断放宽市场准入和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相关部门需要有更高效的行政审批和更加透明、规范、可操作的法律法规政策等，政府的执法行为需要得到进一步规范和监管。
中国企业应该“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对待外资企业，政府需要从重视技术和设备引进走向重视对外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需要使其安心，让其放心，在保护和学习中实现自主创新。只要外资企业用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我国进行生产和使用，其产品首先可以为我所用，解决现存的发展问题，比如环保问题，还为我国培养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企业对外资企业应该抱持一种“知不足者好学”的态度，在生产、运用、学习、研究的基础上实现自主创新，并不断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我国巨大市场对外资企业很有吸引力。我们需按照既定部署，全面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的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努力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防止外资影响文稿的国家经济安全。站在新的起点，利用外资再出发进程必将扬帆远航、迈上新的台阶。
原文刊于《国际金融》2019年第7期。
参考资料：
习近平(2019)，“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一期。
毛泽东(1936)：《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282-298页。
邓小平(1979)，“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6页。
邓小平(198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5页。
邓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373页。
The Economist(2019)，“Corporate tax avoidance”, 23 Feb 2019.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2018a).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8: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Sales No. E.18. II.D4.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2018b).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 Issue 31，21 January 2019.
在招引外资企业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篇2
摘 要：自90年代提出嘉兴接轨上海政策以来，浙江省委、市政府在发展战略里一直提及，在2017年省里批复示范区之后，2017年7月28日，在嘉兴的富悦大酒店召开了嘉兴市加快推进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建设大会，嘉兴接轨上海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嘉兴的发展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强国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在嘉兴接轨上海的背景下，我们要努力探究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方面的新思路。
关键词：接轨上海;科技创新;人才引进
嘉兴地处上海杭州的中间地带，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上海作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一个龙头，集聚了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金融、科技创新等各方面的龙头企业，借助上海的辐射带动作用，嘉兴这两年也引进了较多高端外资企业。但是，目前来说，嘉兴仍是以制造型企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由制造业向高端科技企业转型，可以借助嘉兴接轨上海的契机，大力引进科技人才。研究此课题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更好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整合经济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教育水平，建设立体交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嘉兴成为浙江与上海融合的模范，凭借嘉兴的优势，在坚持提高、创新原则的指引下，在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更好地全方位、高层次、宽领域地接轨上海。
一、现状分析
1.发展优势：首先，嘉兴地理位置优越，到上海交通便利且生产成本较上海而言较低，有巨大的发展优势。其次，嘉兴市政府一直持续关注创新、创业相结合的发展，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引进高端企业，二是引进科技人才。
2.发展现状：在企业方面，现在外来企业进入嘉兴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利用上海的优势引进外资企业，二是原来上海的企业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迁至嘉兴。在人才方面，嘉兴尤为关注，为科技人才与上海的合作提供了多种平台，建立多个科技园，并且成立了研究所，比如：秀洲区建立了和交大合作的科技园区;嘉善县的硅谷，致力于将研究成果产业化;平湖的长三角合作城等等。
3.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何留住高科技人才。留住人才不仅要提供优质的服务、资助，关键是需要一个载体平台，这不仅包括了上述的各个科技园区，还有信息的传递与交流，资源设备的提供，这将会是嘉兴努力的方向。上海有大量的科技创新园区，聚集了大量国内外名牌大学的科技人才，形成了一个科技“生态圈”，对于科技工作者而言，信息的通畅和各方面资源的配套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才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浓郁的学术气氛。虽然嘉兴在全省范围内，科技创新的氛围相对较好，但是和上海比还是有很大差距。嘉兴为此出台了大量优惠政策以吸引高端科技人才，但是人才引进之后，能不能留住才是根本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不是收入的问题，而是科创氛围和平台的问题，而这也恰恰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问题。
二、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以实地采访和发放调查问卷为主。
1.调查初期，我们小组成员到嘉兴市政府采访了政研室负责嘉兴接轨上海方面的人员，获得了最新的有关嘉兴接轨上海的在人才引进方面的优惠措施，以及政府为企业转型升级所作出的努力。在与政府相关人员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政府正在积极为嘉兴接轨上海出谋划策。
2.调查中期，我们设计了一份关于科技人才引进方面的调查问卷，我们小组成员来到嘉兴的各个科技园区内，共发放问卷150份，收回问卷112份。问卷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所属行业、规模、企业性质、经营状况等。
第二、调查对象对于“嘉兴接轨上海”该项政策的了解程度及已颁布的优惠政策。
第三、调查对象在引进科技人才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及普遍存在的问题。
第四、调查对象对于嘉兴接轨上海在人才引进方面有何意见及建议。
三、调查结果分析
收回的112份报告主要是针对企业人员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发现目前存在以下几个主要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大部分企业对于嘉兴接轨上海的政策了解较少
调查显示，85.60%的企业只是知道这个消息，而未去深入了解背后的将带来的一系列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企业对于时事的敏感度有待提高，也說明这项政策还没有落实到位，企业人员还未感受到这项政策带来的福利优待。在企业与上海合作对接方面显示，有27.25%已经在与上海的企业进行合作，另外72.75%还未与上海的企业有过合作，而在这部分中有想法想要享受这项政策去与上海企业合作的达到了70%，未有想法的只有30%，说明企业迫切想要拓宽市场，在政策出台之后，希望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扩大企业规模。
解决方案：
加大政府的宣传力度，召开宣讲会，向企业介绍有关嘉兴接轨上海提出的有关优惠政策，加快企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企业也应该增强对这方面政策的关注，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加快接轨上海的步伐。
(二)嘉兴市正面临着人才结构比例失衡、人才引进困难的问题
随着科技的发展，高技能人才以及管理型人才短缺的问题愈加凸显，而在我们调查企业关于人才引进的问题过程中发现，企业十分希望引进先进技术同时希望吸引更多创新人才和团队，但调查结果显示只有8.93%的企业认为人才引进有明显增加，13.39%的企业认为人才引进有稍有增加，另外77.68%认为仍是保持原状。因此，在对此项政策引进人才方面的评价上，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真正解决企业对于高技能人才的需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政策实施时间较短，还未落实到位：另一方面是嘉兴的人才来源较为单一，调查中发现，公司的人才来源主要来自嘉兴本地及周围县市，占91.07%，沿海发达城市占56.82%，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则只有12.56%，中西部地区26.36%，大部分人还是以地区距离为导向进行职业规划。政府应更有计划分批次吸引人才。
解决方案：
1.政府引导和推动人才向本市流动和聚集，制定促进人才发展的战略，与企业一并提供人才创新的资金，同时希望由政府牵头推动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配合，共建科技创新的平台和基地，并与高校老师协同配合提出对企业整改方案，并且希望加强区域人才开发在高校中针对本企业培养人才实施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企业人才储备能力。还有一部分企业希望政府提高人才福利措施，同时加大对人才的资金配置。
2.嘉兴市举办了“嘉兴人才日”，市政府高度重视，极大地鼓励了人才创新。而且据调查，政府的政策导向对于激励高科技人才也有较大影响，因此嘉兴市应抓住此次接轨上海的机遇，充分利用创新券等优惠政策，但仍应以适应地方发展为前提，有重点地进行改制，加大人才的引进、使用、激励过程的扶持力度。同时，企业文化因素占比也较重，企业只有从理念上让员工树立对于创新技术型人才价值的肯定，营造锐意创新、勇于创新的文化环境，激发他们的忠实感、归属感和成就感才能使他们最大程度留在企业，为企业尽最大的力。选项中其他在调查过程归纳总结后较多的就是企业报酬激励支持。在报酬机制设计上，为留住人才，激励人才创新，应更侧重企业人才价值创造，为创新型人才提供多种多样的价值分配制度。
(三)许多企业科技创新面临巨大挑战
调查显示，有71.43%表示在高端人才的引进方面都较为稀缺，58.04%认为公司整体的科技氛围不够浓厚，62.50%认为政府在引进人才奖励措施方面还不够完善，绝大部分企业都勾选了其他选项。虽然近年来嘉兴科技城的人才引进规模一直在扩大，引进模式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并且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但对于嘉兴大部分科技创新企业来说，高层次、高技能人才缺口仍旧较大。与上海、南通、杭州等周边地区相比较很难脱颖而出的人才政策和公共的科技服务体系不够完善等原因带来高科技人才引进的困难。
解决方案：
加快一体化交通、公共服务融合，此外，增加科技创新券的使用，让我们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享用上海的大型仪器设施、科技研发等资源与服务，对于未来园区来说，他们认为将会有更大发展空间，上海的一些中高端产业和企业包括先进智能装备制造业、科技信息产业等都会转移至嘉兴。
四、收获与总结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走访了政府部门与企业，向有关部门调查相关的信息，通过访谈以及调查得出：基礎建设开始逐步接轨，在普及大众的民生方面，教育，交通，医疗等领域都已经开始逐步实施，但成效还不够显著，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嘉兴如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接轨上海的问题是值得我们不断探索的，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嘉兴才能抓住时代机遇，实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嘉兴市经贸委嘉兴在接轨上海中“弹跳”，2017-02-25.
[2]接轨上海：嘉兴的首选战略，2017-02-25.
[3]嘉兴接轨上海的新趋势，2016-06-15.
[4]嘉兴深化实施接轨上海战略，2016-06-14.
[5]嘉兴市加快推进 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建设，嘉兴发布2017-07-28.
[6]发达国家引进高科技人才对嘉兴启示，虞秀梅，娄在凤2014.
在招引外资企业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篇3
近年来，黄岩区委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制定并出台了《黄岩区浙商回归项目“认娘家”服务方案》、《黄岩区深化招商项目“两包”服务实施细则》等一系列文件，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加快落地、开工，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区域优势产业的培育与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上下游产业链的延伸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现阶段招商引资工作开展的新要求相比，投资和营商环境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和不足。近日，我们走访了浙江翎壹车业发展有限公司、希赫模业(浙江)有限公司和台州海悦建设有限公司3家外资企业，就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营商环境方面的困难以及相关建议开展调研。
浙江翎壹车业发展有限公司2020年实现外资实际到资200万美元，较2019年到资的106万美元增长了88%，虽然在到资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体量依旧较小。希赫模业(浙江)有限公司2020年实现外资实际到资200万美元50万美元，较2019年到资的105万美元减少了110%，而台州海悦建设有限公司2019年到资1227.5万美元，2020年则是0到资。
在调研过程中梳理问题如下：
1.外资招引政策缺乏。浙江不少县市区都出台了外资招引优惠政策，比如长兴今年3月刚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提高利用外资质量》里面专门针对外资设立优势政策：对当年度实到外资500万美元及以上的，按实到外资的1‰给予奖励;对当年度外资增资500万美元及以上的，按增资部分的2‰给予奖励，最高奖励30万元。舟山出台了《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暂行办法》，大力促进外资的招引。而我区目前缺乏有针对性的外资招引政策，相较于其它地区很难形成竞争力，无法吸引那些高知名度、大规模的外资企业。
2. 多部门缺少沟通，难以形成合力。在外资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政策的保障，信息的解读、沟通尤为重要。一项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政策的出台，往往关联到多个部门，多个机构。各部门、各机构之间的沟通渠道不够顺畅，只关注政策中涉及本部门的条款，产生各自为政现象。例如企业办理股权投资业务时，市场监管、商务、银行机构，相互之间缺乏主动沟通，企业往返于各个部门，有悖于“最多跑一次”的改革。
建议如下：
1.对批次、全方位的对外资企业开展调研，了解诉求，结合我区产业链现状因地制宜制定外资优惠政策，着重出台有吸引力的税收、土地优惠政策，同时通过深化改革降低各种制度性成本，把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一并引进来。
2.建立外资企业业务办理的领导联系机制，沟通联系各部门，加强协同联动，密切配合，协作推进;解决因境内、境外政策差异带来的问题，统一政策执行标准，规范运作，确保各级政府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时，能够“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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