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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员,简称中共党员、共产党员或党员,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和中国共产党预备(候补)党员,是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入党条件和程序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下面是本站为大家带来的激励人的党史经典故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激励人的党史经典故事

 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激励人的党史经典故事

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激励人的党史经典故事

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结婚,但膝下没有亲生子女,故此收养了三个干女儿,所认的三个女儿(孙炳文之女孙维世、孙新世,弟弟周恩寿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来至亲的朋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同时,三个“女儿”在外面表现如何呢?在自己的亲戚和相识的友人中,会不会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谋取一些违背原则的个人私利?为此,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三个“女儿”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你们每个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随时提醒自己。以后我们周家的亲戚朋友来了,也要发一份给他们。”这十条家训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通过这十条家训,周恩来对亲属提出了比他人更严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时,周恩来特地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要给周恩寿的干部级别定低一点儿、工资向低标准靠。邓颖超作为党内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无可非议,但周恩来仍要压低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辈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没有额外沾上一点儿的“光”。对于孙维世、孙新世这对烈士的女儿,周恩来对她们虽然关爱有加,但也是严格要求,从不许她们有一点儿特殊。多年以后,这位开国总理逝世,他的所有亲属,特别是邓颖超都是严格遵守这十条家训的。邓颖超逝世后,有关报纸公布了她生前所写的一份遗嘱,其中有两条尤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也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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