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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早期的关系很复杂。然而，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这种关系一度被遮蔽，成为一个未解之谜。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真实关系的文章3篇 ,欢迎品鉴！
【篇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真实关系
众所周知，关于中共一大代表研究的重要限制在于史料方面。学界研究能够利用的主要是亲历者的事后回忆及散落在各国的零星档案资料。正是因为史料的局限，曾有部分海外学者甚至认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并未参与中共一大。【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1971年），《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广受学者利用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也称，马林“未列席”中共一大的前五次会议，仅在第六次会议上出席，且未能发表讲话。【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143页。】数十年来，随着国内外史料的不断挖掘，马林是否参与一大早已不构成问题。然而，马林为何会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缺席”“失声”？张国焘与其他代表对此事件的叙述何以存在着显著差别？其缘由至今未获深究，亦未见到合理解答。从这一细节差异切入，实际上还存在着诸多疑问。例如，一大代表与共产国际代表在大会前后的关系是怎样的？各地代表间的人际互动及观点争论是否对中央权力格局的产生构成影响？上述问题的留存显然为一大人物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空间。【长期以来，学界从不同视阈、不同层面对中共一大出席代表展开过个案研究与群体考察，并产生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例如出席代表的总人数、代表的资格身份、大会前后代表们的行踪、张国焘担任大会主席的原因等，都是学者热衷探讨的热门问题。在探究一大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论著中，主要侧重于探究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共建党的作用，关于共产国际代表与一大代表之间人物关系的专门研究则相对较少。关于共产国际代表与一大关系的代表性论文有，蔡文杰：《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考辨》，《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张伟良：《也谈中共一大参加者尼克尔斯基——兼论“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6期；方宁：《马林、尼克尔斯基与中共一大新探》，《福建党史月刊》2011年第9期；王继凯：《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期。】
有鉴于此，笔者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利用档案文献、回忆录、时人文集、资料汇编等史料，拟从一大代表对共产国际代表在大会期间言行的差异化叙述切入，以李汉俊、张国焘、马林三者关系为中心，通过实证、诠释以及话语分析的方法，探究一大前后中共代表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的关系演化及其缘由，希冀以此对进一步深化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些许助益。
一、会议前后张国焘与马林之互动
按照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以下简称《回忆》）中的说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二人，在第一至五次会议上均“未列席过大会”，并且在第六次会议上“向大会演说的事并未实现”；在整个会议期间，马林仅在法租界暗探破坏会场后说过一句话，即建议代表们迅速撤离。【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42-143页。】与《回忆》不同的是，在部分一大代表的回忆中，马林在一大期间不止一次到会并且不止一次即席讲话，他在第一次会议上即作了报告。
由于马林所作开幕词冗长，令个别代表们多年以后仍记忆犹新。对此有过详细回忆的包惠僧称，“马林的报告很长，他讲完了就到了11点多钟”【包惠僧：《勘察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几点意见和几点回忆（摘抄）》，西安师专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组、西北大学政治理论系党史教研室合编：《中共“一大”资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7页。】。时隔25年之后，包惠僧又说“讲到近午夜一点才结束”。【《包惠僧谈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1979年5月），《中共“一大”资料汇编》，第117页。】他回忆了马林报告的主要内容并加以归纳。【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回忆》（1953年8、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6页。】此外，包惠僧还指出马林在大会上使用英语发言，由李汉俊与刘仁静“轮流作翻译”。【《包惠僧谈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1979年5月），《中共“一大”资料汇编》，第117页。】在同年的另一份回忆里，翻译人员又增加了周佛海。【包惠僧：《回忆马林》（1979年6月），《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97页。】尽管包惠僧在不同时期的叙述有细节方面的差异，但均指向同一个结论，即：马林出席会议并且作过为时不短的报告。此外，包惠僧还指出尼克尔斯基同样也在会上作过报告。只不过由于尼克尔斯基“不大说话”，多数代表对其印象不深。【有关马林与尼克尔斯基的工作关系及二者对于中共一大的作用，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且呈现差异化观点。根据俄罗斯开放的档案材料可知，尼克尔斯基应对协助中共建党一事负主要责任，马林作为辅助角色。笔者认为，即便在工作关系上是由尼克尔斯基领导马林并提供了相关观点，但其意见也是由在公共场合较为活跃的马林去向一大代表们传达与接洽的。因此，在本文中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表达的意见是包含尼克尔斯基在内的。】
李达的回忆也证实了马林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李达称，在第六次会议上，马林“讲话的时间约十多分钟，声音宏大，马路上的人都可听到”。他甚至推测正是因为马林声音太大引来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11-12页。】刘仁静对此细节亦有专门叙述，其回应显然是针对包惠僧。刘仁静指出，马林在会上“连续讲了五小时的话”“甚至操纵会议”的说法是不确实的，但他确认自己曾为马林在会上的发言作过翻译。【刘仁静：《一大琐忆》（1979年12月21日），本社编：《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刘仁静的回忆侧面证实了马林列席会议并发言。
将上述回忆与苏联移交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资料进行互证，可以确认马林与尼克尔斯基共同“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而且二人均在大会上发表过讲话，为中共一大代表们“做了宝贵的指示”。根据档案记录，马林发言的主要内容为以下三点：（一）介绍其在爪哇的革命经验；（二）向中国同志建议建立工人组织；（三）选举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而且，尼克尔斯基也在会上作了发言，报告的核心内容为：（一）向中国同志传达成立远东局的消息；（二）讲述对俄国的印象；（三）建议向伊尔库茨克报告一大的进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6页。】
由上述可知，张国焘对马林与尼克尔斯基二人在一大会场“退居幕后”的记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那么，被毛泽东称赞为“能言善辩，精力充沛”的马林为何在张国焘的回忆中变得沉默起来？是因为年代久远导致张氏对此遗忘了吗？笔者认为，张国焘否认与省略马林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的事实并不存在遗忘的因素，至于其原因有如下两点：
其一，从《回忆》对马林在会前、会中及会后的叙述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回忆》对一大开幕前马林的言行、性格、外貌等细节的描述占据了较大篇幅；对一大结束后陈独秀等人与马林发生争论的过程同样进行了细致生动的叙述。唯独大会的召开环节存在叙述空白，三者之间形成鲜明对比。
其二，一大以前，各地代表对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如何召开、代表资格如何审核、议程如何进行，尚无充足经验。共产党的会议模式不同于中国以往的会议，部分程式来源于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三大以前，中共并无派出正式代表赴会。共产国际三大闭幕十一天后中共一大召开，因此，一大代表从共产国际会议直接借鉴会议模式与开会经验的可能并不存在。【［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早期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国代表（1919-1922年）》，《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05年辑刊，第289页。】李达即说过：“当时开会，大家没有一点经验，连怎么开法都不知道。”【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11页。】作为第一次参与全国代表大会的张国焘，其体验感也必然是新鲜的。因此，通过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与指导去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则成为主要途径。直接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的马林，曾亲身参与共产国际二大，由他指导张国焘等人去推动大会召开与制定会议议程本属情理之中。因此，张国焘不可能绕开共产国际代表而独立地完成整个会议的程序。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翌年张国焘赴莫斯科参加远东会议时，专门述及共产国际的开会方式与发言情形，感叹共产国际要人们的报告时间“冗长得可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03页。】侧面说明共产国际代表的发言风格不同于中国传统政治领域的与会方式。况且，马林颇具个性化的发言特征已令李达等代表印象深刻。综上可知，张国焘对马林是否列席过中共一大不应构成单独的遗忘。
排除遗忘的因素后，笔者认为应当从张国焘与马林关系的长时段演化去审视《回忆》中忽略马林在一大言行的真实原因。细查《回忆》可以发现，其中故意矮化马林历史作用之处并不鲜见。协助召开中共一大与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是马林对中国革命的两大突出贡献。对于前一件事，在张国焘的话语叙述中马林并未真正参与；对于后一件事，张国焘认为“用不着马林吹嘘奔走，孙先生就会自动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合作办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47页。】这无端抹杀了马林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张国焘对个人心理动机毫不讳言，称自己“不喜欢马林自大的态度”，对马林“甚大的反感”自西湖会议就开始了。由于怀疑马林对自己“不择手段地打击”，他早已失去对后者“当作老前辈的敬意”。【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45页。】西湖会议后，张国焘对马林的观感逐渐恶化，后来的印象遮蔽了一大期间二人的真实关系。可见，张国焘刻意淡化马林的形象、降低其在一大的历史作用，主要原因与后来双方关系的恶化有关。至于“不大说话”的尼克尔斯基也受此牵连，一并“未列席过大会”。
同样，马林在西湖会议以后也对张国焘怀有某种程度的不满。在多年以后的访谈中，马林强调，西湖会议上绝大多数人接受了党内合作的观点，“只有一两个人反对”，其中“反对最强烈的是张国焘”。【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年-1923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中共三大后，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论及张国焘的个性及办事风格，指出张国焘“对工作的看法是破坏比建设好”，“一些支部内的大部分冲突”就是由张国焘领导的“小团体的恶作剧酿成的”。马林认为，张国焘“特别喜欢把小团体的人分为好的与坏的两种”，实际上是“太年轻，没有经验”的左倾幼稚表现。【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3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
从张国焘抹杀马林在一大言行的这一细节切入，可以窥探其话语策略及记忆塑造的基本逻辑。张国焘在《回忆》中以重构记忆的方式压低马林历史作用、弱化他者的实际影响，目的是突出与拔高其个人在中共创建史上的实际作用，塑造自身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正统地位与先驱形象，进而为其后来“脱党者”的历史形象实施自我辩护。在《回忆》中，张国焘多次声称：“我是中共重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共中央的正统”。可见，“正统”是张国焘企图建构自身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的既定标准。在这一建构过程中，他不断通过时过境迁后的历史评价体系来修正其原始记忆，裁剪不符合“正统”标准的细节，并按照特定话语构型规则表达。正如扬·阿斯曼所描述，回忆是一种进行符号编码的行为。【［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9页。】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的选择性健忘体现了一种“使历史被遗忘的方法”。所以，《回忆》确实存在失实问题。
二、张国焘在中共一大代表群体中的作用
对于张国焘担任大会主席的原因及其在会上发挥的作用，学界已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且呈现不同角度的认识。【参见韩晶：《张国焘与中共一大研究》，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研究述评》，学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78-189页。】笔者认为，只有清楚张国焘在共产国际代表与国内代表之间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才能判断一大期间他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进而明晰何以由其担任大会主席职务。
1920年12月，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电请由上海赴广州主持教育事业。【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1879-1942）》，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页。】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书记工作遂交由李汉俊负责。陈独秀与李汉俊在集权与分权以及党组织经费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后者愤而辞去书记职务。【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1954年2月23日），《“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1页。】据李达回忆，他曾居间调解陈、李冲突，但李汉俊的“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9-10页。】1921年5月，李汉俊派遣包惠僧到广州请陈独秀回沪工作。包惠僧称，自陈独秀去广州至一大召开，此一时期是由李“在上海代理共产党书记”，“对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发动尽力独多”。【包惠僧：《怀念李汉俊先生》，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陈望道也曾说明，中共建立过程中，“做工作比较多的是陈独秀、李汉俊”；在陈去广州后，“要紧的事，由李汉俊、杨明斋和我三四人讨论”。【陈望道：《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1956年6月17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编：《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2-1326页。】全国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是在上海的陈独秀与李汉俊指导下帮助建立。【李达称，“在全国各地发起组织共产党”是“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参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8页。】6月，马林到达上海，向李汉俊而非其他人要党的“工作报告”、“工作计划和预算”。【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2页。】沈雁冰也回忆，李汉俊在会前“忙于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茅盾：《我走过的道路（节录）》，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可见，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到沪前夕，事实上仍是由李汉俊主持党的工作及筹备一大。【李丹阳：《李汉俊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史学月刊》2012年第7期，第62页。】按常理看，既然李汉俊、李达曾主持或参与过党的全国性事务，应由他们继续完成一大的筹备工作并主持后来的大会，尤其是“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的李汉俊，【包惠僧：《怀念李汉俊先生》，《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第137页。】相较于来自北京的张国焘更为熟知中央与全国工作的情形。
而且，李汉俊、李达熟悉上海本地情况。李汉俊是1919年从湖北到上海工作，长期在沪负责《星期评论》等刊物的编辑与撰稿工作。李达是1920年8月受留日学生总会派遣从日本来沪，担任上海的学生联合总会代表。【《留日学生总会及该会文牍主任李达的行动》（1920年9月10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7页。】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是国民党要人，在上海社会颇有影响力。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家乡距离上海较近，且在五四运动以前已居住在上海。因此，二李及其亲属均对上海本地事务比较熟悉。至于张国焘，仅在五四运动后短期来沪，到上海之初是由李汉俊向他介绍“上海方面的情形及其困难”。【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2页。】
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派遣的马林，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921年6月，距离大会召开不足两个月。初到中国的他，既对中国革命情况缺乏了解，也不熟悉上海本地情况。马林称，他初到上海时，“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开始工作的”，不仅“从未收到伊尔库茨克局来的任何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没有给他“专门的指示”，没有指示的原因“是由于没有什么指示可给”。在上海，工作“必须从头做起”，马林“不得不从了解中国情况入手”。【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年-1923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251-252页。】按道理说，马林从长期居留在沪的李汉俊或李达处了解上海乃至中国革命的情况显然比从初来乍到的张国焘处更为便利。
除了上述两点外，需要指出的是语言沟通问题。由于马林不会说汉语，他在一大期间的发言使用的是英语。李汉俊英语娴熟，一大上负责翻译马林的讲话。反观张国焘，李达批评过张国焘的英语口语“断续而佶屈”。【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15页。】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上，熟练运用多国语言是进行社交活动的必备素质。共产国际与东亚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代表人物，都离不开俄语、德语或者至少是英语的外语交际能力。【［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5-256页。】共产国际内部通用的工作语言是德语。【《共产国际六大的回忆》，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599页。】当时的李汉俊精通英、日、德、法四国外语，“德文说得极流利”，在外语方面颇具优势。正因如此，李汉俊在早期东亚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相比之下，李汉俊更加具备与马林或其他共产国际代表沟通的硬性条件以及在国际共运舞台上开展活动的基础技能，张国焘则稍显逊色。
综合上述三种因素，在共产国际代表到达上海后，继续由李汉俊或李达负责接洽、沟通乃至主持大会，本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何以是由北京代表张国焘后来居上成为大会主席呢？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结果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
首先，马林与李汉俊、李达陷入关系僵局。到上海之初的马林“毫不客气地向”李汉俊索要党的工作报告与计划，后者认为前者的言谈“过于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了个人看法，双方“陷入不愉快的僵持状态中”。李达描述了对马林的初次印象：“很骄傲，很难说话”，因此也“不愿和他们打交道”。双方第一次见面即话不投机。【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2页。】对此，包惠僧的评论颇能提供佐证：“我们在和马林的接触中，感到他总是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居高临下，高人一等。”【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年5月），《“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88页。】与马林有过长期交往的罗章龙也评价马林的秉性倔强，每与人议论不合便“以盛气凌人”。【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91页。】正如美国学者萧邦奇所说，由自我意识强烈的人主导群体显然不利于社会网络的稳定，个性与意识形态的差别时常引发双方间的冲突。【［美］萧邦奇著，周武彪译：《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事实上，李汉俊、李达与马林之间未能融洽的初始关系给张国焘的出面预留了空间。
其次，张国焘到达上海的时间较早。大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催促之下召集的，李大钊、陈独秀均因事未能到沪。在与李汉俊、李达发生争执后，共产国际代表急于在大会筹备期间寻求与上海同志之间的桥梁人物，增加其他的联系渠道以“获得谅解”和“改善关系”。恰在此时，张国焘是“代表中最先到达上海的一个”，而多数代表则是在7月2日以后到达的。【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第121页。】因此，张国焘在时间上占有先机，适时被赋予沟通渠道的角色。李汉俊、李达主张由张国焘去和马林“再作晤谈”，授予他“改善关系的任务”。马林听闻张国焘将到上海后，也急于与其面谈。【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1-134页。】
此外，也不应忽视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张国焘曾担任过南陈北李之间的联络人，又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日常工作的实际组织者”，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北京代表。【苏若群、姚金果：《张国焘传》，天地出版社2018年版，第34、45页。】在上海代表与共产国际代表陷入僵局之时，张国焘借李汉俊之口表示，马林希望与南陈北李或张国焘面谈。此时的马林矫正了先前的态度，张、马之间的首次沟通“相当融洽”。因此，张国焘被二李“推为与马林继续接触的代表”，成为沟通共产国际代表与上海代表之间的合适人选。在双方关系调适过程中，张国焘确曾发挥了弥缝作用。
张国焘在会前充当双方之间“中间人”的角色并发挥作用，进而与各个出席代表建立关系。因此，大会期间的张马关系在少数代表后来的回忆中留下突出印象。正如陈公博所说，“国焘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唯共产国际代表马首是瞻。当张国焘提出按照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取消之前提案时，陈公博称自己“气得差不多退席”。【陈公博：《寒风集》，地方行政出版社1944年版，第206-207页。】包惠僧回忆，一大期间张国焘与马林之间“搞得关系好”。虽然张国焘作会议主席，但由马林“真正主持”，在马林没有到会时，遇到争议问题张国焘并不敢专断，而是“记录下来”等马林的意见后“再作决定”。【《包惠僧谈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1979年5月），《中共“一大”资料汇编》，第118页。】张国焘在会议期间“包围”了马林，结果是“孤立了马林”，【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二）》（1953年9月20日），《中共“一大”资料汇编》，第74页。】这实际上垄断了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系渠道。从上述二人的回忆看来，均指向同一种情况，即张国焘严格遵照马林的意见从事并与其关系密切。
然而，在张国焘的表述中，其与马林的关系和地位则完全翻转。张国焘说，他在与马林保持接触过程中只将马林“当作一个顾问”，并没有遇事即向马林请教。相反，由于个人的独立举动似乎使马林“感觉受到冷遇”。张国焘还申明，马林与尼克尔斯基最后一次出席大会是主动向他请求的结果。【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42页。】
由于当事双方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说法，似乎比较难窥测一大期间张、马的真实关系以及张国焘在共产国际代表与一大代表之间发挥的实际作用。不过，我们可以结合大会闭幕后张国焘与马林之间的互动来进一步证实哪种情形更合乎历史事实。在1921年9月至11月间，中央局三位成员经常聚于《新青年》杂志社内讨论向共产国际代表汇报工作的问题。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几乎每星期都要约集”中央局成员举行会议，听取工作报告。李达和陈独秀的报告都比较简要，惟有张国焘将内容并不繁难的工作用英语“作冗长的报告”。【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15页。】此一细节反应张国焘当时对组织工运及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是比较积极、主动的。1922年接替尼克尔斯基在华工作的利金，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也侧面证实了一大后张国焘的工作态度比较积极，他被称为中共党内“颇有影响的工作者”之一。【《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摘录）》（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94页。】据此可知，张国焘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也许并不像他声称的是“冷遇”而是积极主动的；共产国际代表方面，其时也需要与张国焘展开合作，借此打开局面。
辨析一大期间张国焘与马林的真实关系，需要剥离前者经过重塑的记忆与后来建构出的话语策略。出于一大前共产国际代表与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的意见未能取得一致的缘故，马林转而向比较积极主动的张国焘寻求帮助。张、马之间应当确如有些代表所说的“关系好”，毕竟张国焘作大会主席是经过马林同意的。【包惠僧：《回忆马林》（1979年6月），《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97页。】二者互相需要，也属情理之中。综上，张国焘在共产国际与中共一大代表之间扮演的中间人角色使他获得双方同意进而担当起大会主席的职务，对推进会议进程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三、会议前后李汉俊与张国焘之互动
大会前，李汉俊因其所持个性化的观点而成为大会争论的焦点人物。从与会者的视角出发，如何看待李汉俊发表的观点应是探究一大代表关系的重要切入点。据张国焘描述，李汉俊是“学者型人物”、“我们中的理论家”，他热衷表达个人异见，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即便面对不同程度的批评，他也“从不与人争吵”，“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2、141页。】对于不同观点，李汉俊“费许多时间于私人谈话，在会场上没有多费讨论”。【［俄］K·B·舍维廖夫：《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第55页。】在包惠僧看来，李汉俊虽“性情强悍”，但“聪明伶俐”，他能有节制地不在大会上说“太煞风景的话”，在党的总任务和大方向上“并没有突出的与大家不同的意见”。【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二）》（1953年9月20日），《中共“一大”资料汇编》，第70页。】张、包二人的看法均指向李汉俊性格的同一种特征：坚持己见但涵养较好。
会议期间的李汉俊处于争论旋涡的中心，受到批评较多而支持者不多。一方面，陈公博是李汉俊观点的少有支持者。【马贵凡译：《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卡拉乔夫同志在中国研究组会议上作的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81辑，中央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陈公博称，他对李汉俊的观点及其个人处境多表同情。这一点在其他人的回忆中也得到证实。陈潭秋说，“陈公博拥护李汉俊的观点”。张国焘说，陈公博对李的意见时常表示“含混的同情”。【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8-139页。】
另一方面，与李汉俊发生激烈争执的代表包括但不限于包惠僧、刘仁静、张国焘。他们三人持有的观点与立场比较接近，因此曾全部或部分地被一些学者视作大会上“极左”的代表。然而细究起来，三人对李汉俊个人的态度并不一致。刘仁静在大会上与李汉俊多有理论交锋，但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则以实际行动对后者表示支持。即便多年以后他仍对李汉俊没有当选中央委员表示遗憾——“像李汉俊这样的人却没有选上”。刘仁静难掩在理论宣传上对李汉俊的欣赏，称他“在《星期评论》写文章，懂得马克思主义较多”。【刘仁静：《回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党的“一大”》（1957年4月），《“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117页。】包惠僧也将李汉俊视作“马列主义修养有素的人物”，在初次会面时已对其多表尊敬。【包惠僧：《怀念李汉俊先生》，《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136页。】在包、刘二人看来，与李汉俊的分歧仅停留在理论观点方面，均未表现出对李汉俊个人的斗争倾向，刘仁静甚至不认可会上有左右之争。【刘仁静：《回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党的“一大”》（1957年4月），《“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116页。】
与上述两位代表不同，根据相关史料还原历史现场，张国焘在会上对李汉俊的批评最为激烈，给予与会者以深刻印象。亲历者如陈公博称，张国焘“专与李汉俊为难”，甚至开会地点选择上也是张氏“个人与李汉俊为难”。【陈公博：《寒风集》，第207-208页。】周佛海提及了张国焘在会上对李汉俊的“攻击”。亲闻者如蔡和森称：“第一次大会时国焘批评汉俊等太严格”。【《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25页。】既然张国焘指明李汉俊面对分歧“态度雍容”，何以他仍对李采取比较激烈的态度？《回忆》所采取的超然视角、从容言行，显然与张氏在会议上对李的尖锐言行形成鲜明对比。此点矛盾之处同样值得探究。笔者认为，大会期间的张李关系应当从两条线索切入：一是革命策略的分歧，二是地位之争。
其一是革命策略的分歧。李汉俊在思想理论方面独树一帜，与党内多方人物在会前、会上、会后均有观点争论。会议前，李汉俊与马林发生争论的主要分歧之处在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根据一大所作决议，“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8页。】中共一大后至“二大”以前，中共在“事实上已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组织”，此期间呈现名实尚未统一的“过渡形态”。有学者提出，造成“过渡形态”的两大主要因素分别是中共党内成员的独立自主意识和科学批判精神。【王继凯：《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61页。】李汉俊显然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明白拒绝了马林索要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的要求后，李汉俊声称共产国际只是“协助”、共产国际代表是顾问而非领导，中共只可以接受其理论指导而非组织领导，“中国革命应由我们自己去干”。【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3页；［俄］K·B·舍维廖夫：《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第55页。】对此，沈雁冰也回忆说，当时李汉俊“对一切听从国际代表的作法，很不以为然”。【茅盾：《我走过的道路（节录）》，《共产主义小组》上，第186页。】受到阻碍的马林在报告中说，根据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指示，所有“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尼克尔斯基都必须参加；但“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227页。】根据李汉俊一贯反对共产国际代表监护的态度以及尼克尔斯基在上海工作的时间段，马林所指的反对者应当包括李汉俊。
会上，李汉俊发表了共产国际只是“协助”的观点，张国焘则明确提出中共要加入共产国际。值得注意的是，身在广州的陈独秀也持“国际代表不应干涉党的内政”的意见。陈独秀认为，“我们未加入第三国际，是否加入，尚待考虑。国际给我们的什么命令及议决案，只能供参考之资”。马林对此意见十分不满，甚至“主张开除独秀党籍”。【［俄］K·B·舍维廖夫：《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第55页。】由此点可见，共产国际代表极为重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李汉俊坚持独立自主、对苏俄道路取保留态度，显然不符合马林等人的期望。因此，李汉俊后来被苏俄与共产国际称作一大上“有害的思潮”的代表人物就在情理之中。苏俄政治顾问纳乌莫夫后来提出，正是因为“在会上多数人”对这种“有害倾向”展开了坚决的反击，才确保党的工作顺利进行。【马贵凡译：《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卡拉乔夫同志在中国研究组会议上作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第81辑，第185页。】
其二是地位之争。1921年2至3月间，李汉俊与陈独秀围绕着“党章草案”中集权抑或分权等问题发生过激烈争论。据李达回忆，李汉俊反对陈独秀主张的“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而是“主张地方分权”。陈独秀对此极为不满，指责“上海的党员反对他”。【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9-10页。】李汉俊认为，中央集权方式易“流于个人专制”，或被少数“野心家利用作恶”，因此无须采取。他更进一步对列宁在苏俄的行动表示质疑。【《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蔡和森文集》下，第812页。】当时与李汉俊、陈独秀均有频繁接触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袁同畴认为，集权与分权之争实质是“李汉俊与陈氏争领导权”，身处广州的陈独秀因此对李颇有微词。【张朋园、马天纲、陈三井访问，陈三井记录：《袁同畴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版，第16页。】蔡和森也曾指出，李、陈的意见存在“根本不同”，“按党的影响来说，他们是争领袖”，“结果大会选举第一届委员为独秀、国焘、李达”，李汉俊未能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因此“非常消极而回家去当教员”。【《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蔡和森文集》下，第824页。】
由于李汉俊的主张未得到大会多数代表的支持，最后落选中央委员可以想见。包惠僧回忆，张国焘在事先就选谁“同代表商谈过，所以票很集中”。【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21页。】刘仁静也指出，在选举前张国焘进行了一些联络活动。【刘仁静：《回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党的“一大”》（1957年4月），《“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117页。】可见，在张国焘的事先运作下，李汉俊的最终落选也在意料之中。反之，张国焘提出的诸多意见比较符合苏俄与共产国际的观点，在共产国际代表态度的影响之下，张国焘最终得以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亦非意料之外的事情。比如包惠僧就认为，“张与马林搞得关系好，人选都是马林定好的”【《包惠僧先生谈“一大”前后的几个问题》，《中共“一大”资料汇编》，第104页。】。
综上，张国焘在会上对李汉俊表现的突出言行是希望在理论和立场上与苏俄、共产国际保持一致，突显个人正确性、“正统”地位的必然选择。不过，张国焘的激烈言行容易使人产生过激之观感，尤其他的行为中包含着自我实现的心理，不能排除争取党内影响和地位的因素，因此其“倾轧”之举也非完全无心。
张国焘对李汉俊的打压持续时间甚久，影响颇大。蔡和森曾批评张国焘是“站在个人观点上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上去攻击同志”【《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蔡和森文集》下，第825-826页。】。然而，一大期间的马林未必赞成张国焘打压李汉俊的行动。1923年，马林向李汉俊表示，“在第一次会议上，小组在上海对你的态度是错误的”，且称他在一大及后来已多次向党内表述过这种意见。【《某同志在广州写给李汉俊的信》（1923年6月25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广东区委文件（1921-1926）》甲，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年编印，第9-10页。】西湖会议期间，马林有意增补李汉俊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内成员直到四大前“都对汉俊表示同情”。【《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蔡和森文集》下，第825-826页。】笔者认为，马林此时对李汉俊有诚挚表示，一方面固然由于“组织的成员非常少，了解情况的人不多”，急需像李汉俊这样具备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党员参与工作；另一方面，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党的“二大”以后已不构成问题，马、李原有的最大分歧已不复存在。
余论
中共一大代表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的互动，在某种角度上折射出中共早期革命与苏俄方面的关系演变。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迫切希望将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移植到中国，因此沿袭俄国革命蓝本以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忻平、张仰亮：《合力与消解：中共中央长期驻于上海及最终迁离的动因》，《史学集刊》2018年第1期，第88页。】加之张国焘等人紧密追随俄国革命理论，尚未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会上持有若干激进的主张。对此，俄国学者潘佐夫认为，张国焘等在一大上照搬俄国革命的部分理论，甚至“比列宁和托洛茨基还要激进”。【A.Pantsov,TheBolsheviksandtheChineseRevolution,Surrey:CurzonPress,2000,pp.36-37.】可以想见，有些激进主张包括马林在内的与会者也未必赞同。中国学者杨奎松也曾指出，马林来华后未能立即向陈独秀等人转达共产国际二大有关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大会通过的文件也“丝毫没有反映共产国际二大新的政策精神”。【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38页。】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亲身参与共产国际二大并协助列宁制定纲领的马林，在出席中共一大时未能对实际重大问题发挥共产国际代表应有的作用。
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进程中，有关革命策略的讨论经常发生。正如陈潭秋所述，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即开始了理论探索的传统，“推动了党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1936年），《“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90页。】一大代表之间的观点辨析在事实上推动了党的相关政策与理论的形成，最终以决议的形式上升为党的意志，由全体党员共同贯彻和执行。中共一大上制定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不仅代表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也为奋勇前进的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
【篇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真实关系
像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幼年的中共，也有牙牙学语的过程，也离不开家长的喂养、搀扶和老师的知识传授。今天，要想了解中共成长的历史，一定要了解在中共早期成长过程中曾经起过保姆、家长和老师作用的“共产国际”。这个1919年由俄国共产党人创立起来的国际组织，曾经是世界共产主义者和革命理想主义者的大本营。20世纪，包括中共革命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大都是在它的推动、组织、指导或影响下起步的。但是，任何孩子开始步入青年之后，都势必会摆脱家长或老师的左右，走向独立。这个纯粹由俄国共产党人在幕后领导、资助的革命组织，与各国革命党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中共成立十七八年后和共产国际日渐出现分歧，最终独立自主，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成长的过程。
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研究一直很纠结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又名世界共产党，它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双项重要使命：一是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成就马克思列宁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俄国革命的情况下，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由于共产国际负有如此双重使命，其成立、存在和工作，又基本上都是在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主持之下，因此，共产国际与生俱来就不可避免地兼具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面性。它既会不惜血本，包括捐出俄国的金银财宝，甚至牺牲俄共党人的生命，来推动欧亚各国的革命运动；也会因为被援助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之意见分歧，尤其是不能忠诚履行保卫苏俄的义务，而强行干预该党的事务，包括解散该党的组织，另立共产党等。因此，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就历史的角度来评价，从来都是一个是非对错纠结得不得了的问题。
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即使从中共自身的利益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尽管讲述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教材和书籍汗牛充栋，但几乎从来都不提共产国际的作用。成功，是中共自己的成功；失败，也是中共领导人路线方针自身的错误，全都与共产国际无关。中苏关系破裂前后，尽管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曾系统地介绍过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历史关系问题（党内其他领导人如陈云等也说过共产国际对中共成立和指导中国革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也仅限于高层内部，以后对这方面的情况更是讳莫如深，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的年代里，大量涉及中共历史的文献被以各种方式披露出来，也不见有这方面的资料被披露出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不期地面对着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苏联档案陆续开始对外开放。1980年代初中期，莫斯科公布的一些最重要的历史档案中，就有一部分是直接涉及当年共产国际与中共历史关系的。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海外学界的重视，并陆续有研究成果披露出来。中国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自然也不得不开始正视这段历史，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在那个时候，多数研究者很长时间里也都还是沿袭着旧的思维模式，情感上很难接受共产国际与莫斯科起过怎样的历史作用的说法。他们一直坚持认为：无论如何，共产国际都是为莫斯科的战略目标服务的，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多半是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由此影响到许多研究成果都在着力于证明一个结论，即：中国革命一直是在和外国党错误干涉的斗争中，曲折前进的；并且是在毛泽东取得领导地位之后，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才得以走向胜利的。
这样一种情况，一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才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一是苏联解体后更多的档案被公开，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包括与中共关系的文献，甚至被大量结集出版，共产国际在什么时候究竟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不再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问题了；一是共产国际毕竟只是存在于1919年-1943年间，它即使起过怎样的作用，距离今天也太过遥远了，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日渐失去其敏感性了。
这种改变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1980年代初，北京大学向青教授发表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成立起来的。这一结论当即受到了其他党史研究者的批评。这类说法自此一度消失，再难见诸于公开研究之中。而2001年，持同样观点，并且直接挑战传统的中共建党史研究的著作，却得以公开出版，而且还得到了多数中国学者的好评。虽然该书是日本学者写的，但是，围绕着该书所进行的热烈讨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能够公开发表在中国报刊上，没有受到任何政治方面的干扰。
中共早期为何受共产国际的困扰
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所以会比较纠结，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其实就宣布加入共产国际，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自愿听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对此，中共二大专门通过决议。共产国际对加入者也有明确的纪律约束，这包括：凡加入者，党名必须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支部”；“必须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必须遵守第三国际的一切决议，第三国际亦“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等等。
也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中国的共产党人，始终是自觉地把自己视同国际共产党的党员的。李大钊代表中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讲得很明白，即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确是“跨党”，但这并不等于“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共产党员的作用，就是要在国民党与国际组织之间做个联络，使革命运动更好前进。孙中山对此也很理解，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国民党来帮助我。”
因为是国际共产党的党员，因为是站在阶级立场上来看待国家民族关系，因此，早期共产党人在拥护苏俄或保卫苏联的问题上，很少会有情感上的困扰。1924年中苏两国政府商谈建交，涉及到外蒙古主权问题时，中共方面就公开赞同莫斯科的主张；1929年张学良发动事变，试图武力收回中东路路权，当时的中共中央也毫不犹豫地打出了“保卫苏联”的旗号。
之所以中共早期会这样行事，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深信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按照阶级斗争学说，资本主义条件下全世界无产阶级才是一家，因此，“工人无祖国”，要不要为民族国家利益而斗争，必须首先弄清楚它是不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为俄国革命所创造的苏维埃共和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因此，任何争取和保卫民族利益的斗争，都必须服从和让位于拥护和保卫苏俄利益的斗争。
但是，以这样一种观点和方法行事，在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的中国，难免会引来许多批评和质疑。1924年中共在外蒙古问题上的言论文章，就受到了不满中共的国民党人的强烈抨击。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已经下台的中共前总书记陈独秀，也曾专门拟函，批评中共中央“保卫苏联”的宣传不讲策略，不知顾及中国民众的民族情感。
与此同时，太过把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理想化，反过来也常常使中共领导人对共产国际和苏俄要求太多太高。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1930年2月，国民党内部爆发了蒋冯阎大战，亦称中原大战。按照共产党人的观念，战争从来都是革命的导火索。如此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局面，自然刺激了急于成就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中共领导人的热情。当时的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李立三就全力推动部署全国暴动计划，一心想要加速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为此，他不仅打散了党团工会各级组织，组成了行动委员会，调动远在农村的红军来进攻城市，而且明确提出让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配合中共的城市暴动，并藉此在远东与帝国主义列强展开大决战，使中国革命成为促成世界革命的导火索。不难想象，这样一个计划，在莫斯科领导人看来会是何等疯狂。李立三随即被共产国际下令免去领导职务，发到莫斯科去接受批判，由此一呆就呆了将近二十年没让回国。
早期中共为何离不开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关系中有再多问题，也不妨碍它们之间的相互需求和相互依存。
在共产国际方面，它原本就是世界共产党，是靠一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所组成的，它自然需要得到各国共产党的支持。同时，共产国际的成立，原本就是为把苏俄革命的经验推广到各国去的，因此各国党本身就是它输出革命的渠道和手段。另外，共产国际既然肩负着保卫苏联的使命，在苏联外交上极端孤立，不断有列强国家压迫苏联的情况下，各国共产党也是帮助苏联拓展民间外交和牵制列强反苏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也是为什么俄国革命成功后，虽然经济极端困难，国内人民还处在严重冻馁之中，苏俄政府就把从沙皇及其贵族和地主资本家那里剥夺来的金银财宝，偷运到欧洲去倒卖成外币，直接用来支援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团体。以后苏联的经济条件好些了，它用于这方面的援助开支也越来越大了。
在中共方面，因为它的组建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因此它和俄国党即经历了二三十年斗争磨炼、分化，最终成就出一个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不同，它的各方面准备都明显不足。因此，它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是一种“父子”关系。幼年的中共，就像是牙牙学语的稚童，开始时连路都不会走，必须要由共产国际搀扶着才能走上现实的革命之路。
因此，中共早年的大批干部是送到苏联去学习培养的，共产国际从1921年中共成立之初，到1930年代中期，一直是在中国派驻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并在中共中央派有自己的代表，以协助贯彻落实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的。中共最初的党纲、政纲，包括统一战线和联合国民党的政策方针，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制定的。甚至多年后中共六大的各项政策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项政策法律文件，还都是由莫斯科的苏联专家制定出来，然后直接译成中文的。就连1930年确定了以农村为中心发展武装斗争的方针之后，莫斯科还专门派来苏联军官，担任军事总顾问，住在上海租界，遥控指挥军事；另派层级较低些的德国籍军官，深入中央苏区，直接负责落实上海军事总顾问的军事方针。
中共早期所以离不开共产国际，不得不听其指挥和号令，除了理论上、实践上和干部组织等方面的欠缺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财政经济上长期无法独立。
我们看中共早年的档案文献可以发现，中共从1920年开始建党起，就面临着经费上的短缺情况。当时陈独秀领导下的上海共产党，并没有几个人，同时还办着《新青年》杂志，多少有些收入。但是，组织建立起来之后，需要进一步出版各种杂志和翻译印刷各种小册子，包括开办外国语学校和工人夜校等，仍旧是入不敷出。1921年1月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先后南下后，上海党很快就陷入到财政危机之中，连派人去广州的路费都筹不出来了。因此，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人员不得不借贷帮助上海党的组织维持工作。
根据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三大的相关信件、报告和张国焘1929年的回忆可知，中共自正式成立之日起，就不得不全面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援助了。按党章，党员固然需要交纳党费，但是，由于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照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方法，把自己变成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骨干党员大都是以党的事业为职业的，因而也必须要靠党来解决生活经费，没钱可交。结果，从中共二大以后，党费就收不上来了。此后，共产国际即开始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预算，按月向中共党、工、团等组织提供固定的活动经费。有特别事项，则还需要提供各种特别经费。随着党员人数的日渐增多，这方面的经费提供额度也日渐庞大。到1927年，各项经费加起来，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已不下100万美元之数了。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这段时间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干预中共各项工作，包括党内干部的配备和任命，中共经济上不独立，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1933年以后，中共中央撤离了城市，全部工作转去了农村，后来长征路上独立自主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正是因为它与共产国际一度失去了联系。抗战开始以后，中共中央逐渐开始摆脱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毛泽东领导的中央不再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中共这时在经济上已经完全独立了。
共产国际的作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共产国际对中共及其中国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实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所有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经验和知识，几乎全都是从欧洲，即从马克思、列宁的书本理论，特别是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得来的。这些理论和经验，在中共幼年，党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了解，对中国应当如何革命还严重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下，确实极大地帮助了中共认识、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极大地帮助中共改变一厢情愿的革命幻想，判断并规定适当的革命阶段性方针，从而有利于其依照不同形势和阶段制定不同的政策策略。正是这些重大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曾经有效地提升了中共的政治斗争能力，促进了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
以共产国际两次统战政策制定给中共带来的飞跃发展，即足以看出这一作用。第一次是1922年-1923年，共产国际明确提出了统战政策，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在帮助国民党革命的同时，创造独立的生存空间和斗争形式。结果，中共从国共合作前一个只有400名党员的秘密小组织，不过两三年时间，便一跃而发展成为一个拥有5.7万党员和掌握着上百万工农团体的群众性政党了。第二次是在1935年-1937年，共产国际下令重新恢复一度放弃的统一战线政策，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中共据此放弃了此前的苏维埃革命方针，改行民主政治的斗争目标和争取一切中间派的斗争策略。结果，中共从国共合作之初只有两三万正规军、两万多党员和陕甘宁十几个荒僻之县，不仅成功度过了八年艰苦抗战，而且再度一跃而成为拥有100万军队、120万党员和拥有1.5亿人口，占据着西北、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大片敌后根据地的庞大政治军事力量，拥有了足以同国民党相抗衡的强大实力。
但是，共产国际从欧洲，特别是从俄国革命历史中搬来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它基于苏联利益制定战略政略的出发点，也不可避免地极大妨碍过中国的共产革命进程。像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苏维埃革命和暴动政策，就是依据俄国革命阶段划分的经验，把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一并排除在了革命队伍之外，并列为最危险的敌人。在俄国人帮助拟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甚至明文规定：中国革命的力量，亦即可以享有国民权利与待遇的，只有工人和贫苦农民两部分人。这一极端政策把中共弄成了“孤家寡人”。按照这样一种政策策略来对待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及其社会阶层，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走到毛泽东所说的那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地步，把一切可能联合的对象，都推到敌人一边去，从而使自己惨遭失败。
当然，对中共后来的成功来说，共产国际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贡献。那就是，正是它把毛泽东推上了最高领导地位。
共产国际启用毛泽东――“无心插柳柳成荫”
从今天可以看到的大量资料可知，共产国际一直注意在中共党内物色成熟、精明和有能力的最高领袖。在这方面，共产国际花了很多功夫，先是用陈独秀这样的大学教授，后是用向忠发这样的工人大老粗，然后又挑了自己培养的留苏学生来挑大梁，但没有一个是他们满意的。在斯大林和莫斯科领导人的眼睛里，这个人理当是经验丰富，而且足以应付中国军事革命这一特殊环境，有相当威望的干部。
莫斯科最早注意到毛泽东是在1927年初。当时，北伐战争顺利进行，但两湖农民运动出现了过火的情况，中共中央正力图矫正。共产国际这时正积极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激进，对中共中央的措施颇抱怀疑态度。恰好这时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面肯定湖南农运“好得很”。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读到后公开表示赞赏，并将毛文刊发于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以示推崇。
国共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没有按中央部署进攻长沙，而是率秋收起义残部转去井冈山“落草”。此事让中共临时中央极度不满，严厉地处分了毛泽东，取消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但毛泽东却由此开创了中共武装割据的一片天地，创立了中共最早的农村武装。对此，共产国际也很快给予了重视。从1929年起，莫斯科开始高度重视“朱毛红军”的发展，并长期跟踪，还连续在其机关报上予以公开报道。到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际，他们就已经很清楚毛泽东作为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红军与根据地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了，也因此批准将毛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而当1932年主持临时中央的留苏学生们想把个性极强的毛泽东从军事领导岗位上排除出去，并计划将毛从苏区送到苏联去“养病”的时候，共产国际则明确地表示了反对。它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必须要“团结”好毛泽东，并注意发挥毛的作用。
1934年，已经退入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在对国民党的“围剿”作战中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共产国际显然再度注意到了毛泽东的作用。他们不仅批准将毛泽东重新选入政治局，而且开始在莫斯科公开译制毛泽东的文集，出版毛泽东的中文选集，发表毛泽东的个人传记，并且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破天荒地把毛泽东的头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个著名领袖人物的头像一起，悬挂在会议大厅里，实际上公开表示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态度：毛应该在中共党内成为最高领袖。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中共中央，通过遵义会议，剥夺了此前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留苏学生博古的总书记地位，推举了另一位留苏学生张闻天做新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对此，共产国际事后没有出面否定，但它却通过派遣长期在共产国际做领导工作的中共领导人王明回国的办法，将总书记负责制，改变成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抗战开始之后，这一办法因中共中央负责人在延安和武汉两地办公，引发了权力中心归属的争执，经斯大林等人同意，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要像众星拱月一样围绕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正式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担任最高领导人。
把中共党内能力最强，一心想要成就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推上中国党的领袖地位，意外地带来了共产国际领导人所未能料到的结果：动摇了中共党内以往“言必称希腊(苏联)”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此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共产国际作为国际领导中心的作用，乃至于苏联作为无产阶级祖国的地位，都不得不让位于中共革命自身的利益需要了。影响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中共破天荒地拒绝采取“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两年后，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莫斯科在延安的代表发现，毛泽东不仅毫无痛惜之情，而且还颇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但是，共产国际此举对中共自身的发展与成功，却意义重大。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我行我素，在抗战中迅速壮大，最终形成了足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强大实力。战后，它又在美苏之间纵横捭阖，利用战后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不过三年就打败了国民党，实现了20多年来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孜孜以求的革命目标。
【篇三】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真实关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有了可依赖的组dao织者和领导者，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使中国革命有了马列主义科学的指导思想，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
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沟通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国际援助和避免资本主义前途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思想演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扩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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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落后挨打、积贫积弱。为了改变这个状况，许多志士仁人进行了不懈探索，但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肩负起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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